在近代中国历史上，20世纪初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既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和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中国青年为寻求救国真理，开始大批有组织地赴国外进行勤工俭学，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缘起于1912年2月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吴玉章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他们之所以鼓励国内学子赴法留学，除了留学法国每年费用“较赴日本留学所费无多”之外，同时也希望通过留学法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表示“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留法教育因袁世凯的破坏趋于停顿，李石曾、蔡元培等便流亡法国继续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在一战爆发后来法的华工中开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创办华工学校，选拔一些较有知识的华工，授以普通知识和中法文，学成后赴各工厂充任译员，并在业余时间教授其他华工。为了更加有效地推动中法两国的文化沟通和交流，1916年6月22日中法两国人士又在巴黎共同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宣布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为欧乐，中方会长为蔡元培。此后，华法教育会便成为这场特殊的留法教育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1916年6月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华法教育会中方领导人和会员蔡元培、李石曾等相继归国，把推动留法教育的工作重新搬回到国内。1917年5月，他们首先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随后又在直隶、山东、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和陕西等地成立分会，“推广留学”“劝导学生留法”。同时，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各类介绍文章，大力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意义。他们之所以提倡留学法国，除了留学法国费用低廉、法人对于他国人“亲和而无畛域”外，更多是因为法国是欧洲近代文化的先驱，近代法国教育多有适宜中国之处。比如，法国教育不受“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的束缚，这一教育观念最适宜于中国。而且法国科学发达值得借鉴——“泰西诸国各有专长，而发明斯理之毅力，与各类学问之博通，均以法人为最著”。
在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同时受五四新文化“工读主义”“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1920年迎来高潮。从1919年3月17日首批89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至1920年12月15日最后一批勤工俭学生前往法国，前后共有20批中国留学生集体前往法国，加上一些自行零星分散前往法国留学的学生，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总人数接近2000人，蔚为壮观，接纳赴法勤工俭学的学校共有30所，接纳勤工俭学生做工的工厂则多达60余家，“几乎布满了法国全境”。
 
　法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支持
赴法勤工俭学作为一场留学运动，虽由中方组织发起，但若没有接待国法国的合作和支持，是难以持续的。事实上，自1912年俭学会成立之始，就得到法方友好人士的支持。
北洋政府外交顾问法国人铎尔孟，曾为留法俭学会创办的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义务讲授法文，“教法至善，进步甚速”。1916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中法文化交流总机关华法教育会，实际上也由法方人士的倡议而设立，3月29日在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上到会和报名的法方人士就多达32人，他们中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员、前政府教育文化官员、议员、音乐家和医学博士，多为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学教授欧乐被大会推举为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议员穆岱为副会长，法国中学教师贝纳和法国农科实业学校教务长法露为书记，共和工商会代表宜士为会计。在后来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法方人士具体负责与法国有关学校和工厂的联系工作。不但如此，在中国国内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分会也多有一些法国人士参与，如法国领事官魏武达出任上海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担任评议员，中法实业银行行长李雍担任会计，法国特派驻华管理华工委员荣苏理任干事。法国友好人士的支持，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初期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中法两国邦交的升温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开展，该运动开始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1918年11月，法国政府特使格里耶起草了一份有关扩大法国和法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的行动计划，建议法国政府资助华法教育会在华创办法语学校，对那些希望来法留学的中国青年进行法语培训；在北京设立中法中学和中法大学，并成立一个管理中心，促使中国政府在一些省级教育机构开设法语课；在北京创办一份法文周刊，以便有兴趣接受法国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中国人能及时了解法国的思潮；中法两国共同负责录用中国工人，法国为这些工人组织法语教育。这份计划，后来大多得到落实。稍后，在法国驻华公使包朴的多次建议下，法国政府还于1920年10月正式在外交部内专门增设“中国留法学生监督”，加强与勤工俭学生的联系和管理。法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在政府官方层面也有力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1920年迎来高潮。
即便是在法国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法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中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支持。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生因法国出现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之后，法国政府也伸出援手，于1921年初成立“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向数百名没有生活来源的中国学生每天发放6法郎救济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自1922年秋季开始，法国政府又改变资助政策，设立奖学金用以资助已进入高等学校的勤工俭学生，并改组“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负责此项工作。由法国外交部和协济会设立的奖学金名额最多时一年达26个，金额则依学生所学专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有很大区别，最高者每年可获得6000至7100法郎，最低者一年仅为500至750法郎。据统计，在1922—1928年的7年里，获得资助的中国学生共有100人，金额总计为375528.32法郎。
总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曾获得法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和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就此来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一桩名副其实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在中法两国教育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影响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首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建党史上留下重要一页。受一战以及一战结束后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反思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先驱，诸如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等。1921年初，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已经在巴黎成立。据统计，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58人，留法生中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5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8.6%。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994人，留法的党员达到210人左右，占全国党员总数20%多。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就充分肯定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作用，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及经济建设培养了各类有用人才。据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统计，截至1923年1月10日，中国学生在法国高等院校就读的计有225人，中等学校计255人，专业涉及法律系、医学系、理工系、文学系、药学系等，法国各著名大学几乎都有中国勤工俭学生。据不完全统计，后来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勤工俭学生近40人。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留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留学模式，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始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官派留学，至20世纪初也有些有志青年自费到国外留学，尤其以自费留日为多。但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到国外留学只是有钱人的事，需要家境殷实，方能为之，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则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开创了通过勤工进行留学的新模式，为那些家境条件不好的有志青年前往国外留学提供了新的渠道。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与沟通方面亦产生深远影响，起到重要桥梁作用。一方面，一大批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在学习和工作中，通过与当地人的交往带去中国文化，增进法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勤工俭学生亦是向中国传播法国文化的使者，诚如赴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份声明中所说：勤工俭学的宗旨是来研究欧洲文化，尤其是法国文化，希望将来回东方之后，改进中国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们是中法友谊的建筑者，在工厂里，与工人共生活，在田庄里，与农人相往来，能说能谈，能沟通劳动社会。在学校里，与教员、学生交接，致知格物，能沟通知识阶层。

（作者：葛夫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